一个中国学生关于COVID-19疫情的来信

作者: a correspondent
2020年7月22日

英文原文于2020年7月22日发表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

现在,这里的社会生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于正常,疫情防控也简化了。公共场所已经开放。在大部分小区,商店,超市不再有进出审查,即使少数还需要健康码,也很少有人再用扫描枪检查体温了。公共交通也只是检查健康码了不再检查体温了。虽然学校,企业,社会机构还严格限制外来人员进入,但是也不再通过官方的或他们内部的特许的紫色健康码之类的东西严控内部人员的外出了。不过,我想,八个月来在世界横行的新冠病毒的威胁,还远谈不上解除,尤其是在考虑到哈尔滨,北京疫情的二次爆发的情况下。下面我将简要谈谈我疫情里的生活,特别是它最令人猝不及防的那段时间。

2019年12月底,我在防火长城之外使用Google时第一次通过推荐新闻看到了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头条,它来自纽约时报中文网。我把这当作境外反北京媒体司空见惯的耸人听闻的新闻稿,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也没有去了解更多。我在之后和母亲提到过一两次武汉不明肺炎,但我们都没有严肃地考虑到它带来的后果。

公历新年里的前两周,国内媒体上充盈着中西新年之交的喜庆氛围,我不曾见到关于武汉不明肺炎的报道,于是我也把这件事淡忘了。

可是随后的一周,关于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消息就大大增多了,国内的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但是公众对严重性的认识仍是不足的。

我问起在武汉上大学的朋友,他说他所在的大学很早就确定了肺炎传播的危险,一度传出要提前放假,但最后还是在既定的1月10日前后才放假。

1月20日左右,我已经回到家里和父母准备过年,这时电视和网络里出现了比原来多得多关于武汉的新闻。

武汉市宣布从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并劝告市民不要离开武汉。也从这一天开始,政府开始发动各地的公立医院的医生前往武汉以改善当地的人手不足的状况。

官方和民间的各种物资也源源不断到达武汉,两座新的方仓医院也开始建设。上述这些措施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显示着中国政府的正面形象。

但在互联网上,人们开始质疑中国专制官僚系统和市场经济的弊病。我在网上看到这几个被着重攻击的事件。第一,湖北一卫生官员在在接受新闻采访时,对疫情防治问题支支吾吾,一问三不知。第二,有政府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在湖北某地的机构涉嫌倒卖口罩,机构的保安还阻止记者的调查。第三,部分出售口罩的商家对口罩恣意加价,囤货居奇,鼓吹口罩完全交给市场定价。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对疫情消息的追究,人们开始怀疑当局在起始阶段瞒报谎报,钳制言论。这种负面认识集中爆发于2月7日,这一天,李文亮因新冠肺炎病逝,这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他的其他消息也同时开始被整理和广泛传播:他12月底因为在微信上提醒朋友注意这场流行病,被警察指为散布不实言论,被谈话训诫。1月他参加治疗新冠病人中不幸感染。2月1号他公布了这一切。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也都讨论起这件事,都对官僚感到愤慨,质疑它的专断和短视。

除夕,春节时,电视和网络上还是祥和喜庆的氛围占主导,春节之后,则大大改变了。我自己彻底放弃了会见亲友的打算。我的父母虽然仍坚持与亲友聚餐,却也和亲友谈论起了疫情的扩散,谈起它的带来的各种管制,不再像往年一样喜乐了。而拜访的亲友的数量和次数也大大减少了,最后也没有人像往年一样来拜访我们。

我就从此开始长期待在家里的生活,因为公共场所和各种商店的关闭以及到处(包括我自己所在小区)的严格的进出人员筛查,我几乎无处可去,还担心离开小区之后不能回来,因为这在当时的新闻里出现过。而我的教科书大部分都留在了学校,只有网络和电视作为我娱乐与学习的渠道。直到学校要求开学之前,我只出过两三次小区的大门,去超市购买食物和日用品,而大部分时间则是我的母亲去,因为她复工后有了更多进出小区的自由。

而待在家里的生活因为每日疫情的消息变得更加令人恐慌。从1月23日到2月10日,累积确诊病例就从不足1000例增长到40000例,在这段时间还出现了连续多天新增死亡占新增确诊保持在2.1%的奇怪现象,更令人怀疑官僚的瞒报谎报。到三月初,累积确诊病例超过了80000例,但是这时每日新增病例也大大减少了。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初,在政府的相关指挥下,复工复学开始渐次在各省进行。

起初,为期七天的春节国家假期被国务院宣布延长七天,我的学校也要求学生等待通知,不得自行提前返校。同时,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早上汇报体温和自己与家人的外出情况。我的父母也被他们各自的单位这样要求。

这十四天的假期里,各省市开始推行各自的健康二维码,以便加强对个人的出行的筛查,因为传出了去过疫情发生地而瞒报的情况。这种二维码要求填报自己和家人过去两周的出行情况,健康状况,职业性质,电话号和身份证号。由于这后两者,这种二维码的效用大幅提高。因为电话号码在中国需要实名制,而许多事情,本来不用身份证的,又需要电话号码注册。另外,可以根据手机连接各地基站情况和在乘坐长途交通或通过海关时的身份证登记来直接排除谎报瞒报。新闻里,更是有通过中国广布的监控在农村和爆发疫情的城市小区直接阻止出行的事。

而且,有些没有手机的人,更因这种二维码,无法出行,因为它在网站上办理,出示也要有手机才行,因为二维码是时时联网更新的。所以还出现这样的新闻,一个老人因为没有健康码被迫离开坐火车去其他城市投奔亲戚。

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我的学校宣布了网络教学的安排,全国大中小学都制定了这种安排,以便能在既定日期开学,而幼儿园则直接延后了开学时间。

元宵节后,我的父亲,作为公务员而复工了,被发放了紫色的,可以到处通行的健康码。但因为我家小区的严格审查,他还是去他单位的小区居住了。我的母亲,作为大医院的技工,由于工作和呼吸病无关,又在家里待了两周。

而更多的城市里的商铺和工作岗位,如上所述,复工则是在三月中旬以后了。然而,疫情打击了广大中小企业,他们很多不能再按原来的规模雇佣员工,许多人失业了。这在网上也引起了广泛讨论。更多的人也产生了不能就业与失业的焦虑。而即使成功地复工了的工人,也有不少被迫减少了工作时间,减少了薪资收入,活在生活水平下降的境况中。

在社交平台上,我看到,虽然在中外疫情防治的对比中,大多数人对政府的态度有所变好,但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国际政治矛盾激化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危机,忧虑除了他们已承受的苦难之外,这次疫情激起的危机还将造成怎样的长期的决定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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